原告诉称
李某芳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由李某芳继承位于北京市朝阳区驼房营西里2楼X号房屋（以下简称涉案房屋）。
事实与理由：被继承人李父、李母系夫妻关系，二人分别于2006年9月20日、2016年12月6日去世。涉案房屋系二被继承人婚后取得的夫妻共同财产并登记在李父名下。二被继承人于2005年12月29日分别立下公证遗嘱，确定各自份额将来由李某芳继承，故李某芳诉至法院如上所请。
被告辩称
李某丽辩称，不同意李某芳的诉讼请求，要求分得涉案房屋一半的份额。李父和李母婚后在1号房屋居住，该房屋是公有住宅租赁房屋，是平房，李某丽从出生一直到租赁房屋拆迁均和父母一起居住，李某丽配偶也落户在1号房屋。涉案房屋是1号房屋拆迁后取得的，虽然是李父与李母婚后取得，但最初是由承租公房拆迁而来，且李某丽及其配偶户口也在被拆迁的房屋上，所以李某丽和其配偶也享有权益。1号房屋大约在1998年左右拆迁，拆迁后只取得了涉案房屋一套拆迁房屋，此后李某丽依然和父母一起居住。2001年李某丽所生孩子的户口也落在了1号房屋。涉案房屋登记在李父名下，是因为其是公有房屋的承租人。
本院查明
经查，李父与李母分别于2006年9月20日、2016年12月6日死亡。二人育有四个子女，分别是李某芳、李某秋、李某兰、李某丽。李某秋于2015年1月29日死亡，李某秋生前无配偶、无子女。
2004年9月28日，李父作为乙方与D公司作为甲方签订《房屋买卖合同》，上载：“甲、乙双方经朝阳区房改办对D公司2001年售房方案的批复，就下列房屋买卖订立契约，双方共同遵守。一、甲方将坐落在朝阳区1号两居室房屋一套……”
涉案房屋于2004年12月20日登记至李父名下。
2005年12月30日，北京市朝阳区公证处出具公证书，证明李父于2005年12月29日在该公证处签署《遗嘱书》。《遗嘱书》上载：“我与妻子李母于一九五九年十二月九日结婚。我们夫妻共有子女四人，大女儿李某芳、二女儿李某秋、三女儿李某兰、四女儿李某丽。我们夫妻在北京市朝阳区1号有夫妻共有的楼房壹套。我的父母均已死亡。经考虑，特立遗嘱如下：在我去世后，自愿将上述房产中属于我的份额遗留给我的大女儿李某芳，并指定为其个人财产，不作为与其配偶夫妻共有财产。”
同日，北京市朝阳区公证处出具（2005）朝证字第X号公证书，证明李母于2005年12月29日在该公证处签署《遗嘱书》。《遗嘱书》上载：“我与丈夫李父于一九五九年十二月九日结婚。我们夫妻共有子女四人，大女儿李某芳、二女儿李某秋、三女儿李某兰、四女儿李某丽。我们夫妻在北京市朝阳区驼房营西里2楼X号有夫妻共有的楼房壹套。我的父母均已死亡。经考虑，特立遗嘱如下：在我去世后，自愿将上述房产中属于我的份额遗留给我的大女儿李某芳，并指定为其个人财产，不作为与其配偶夫妻共有财产。”
裁判结果
登记在被继承人李父名下位于北京市朝阳1号房屋由原告李某芳继承。
房产律师靳双权点评
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没有证据或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主张的，应当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
本案的争议焦点主要在于涉案房屋的性质。根据涉案房屋相关的《房屋买卖合同》、房产证及李父与李母所留遗嘱，涉案房屋系李父从其单位以成本价购买的房屋，产权亦登记在其个人名下。现有证据无法表明涉案房屋中含有李某丽的份额，李某丽亦未就涉案房屋系按照户口人口拆迁安置所得提交任何证据。因此，涉案房屋系李父与李母婚后取得的共同财产，二人有权予以处分。
根据法律规定，遗产是公民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公民可以立遗嘱将个人财产指定由法定继承人的一人或者数人继承。公证遗嘱由遗嘱人经公证机关办理。继承开始后，有遗嘱的，按照遗嘱继承。李父与李母所立公证遗嘱符合法律规定，系二人真实意思表示，具有法律效力，李某芳要求依据遗嘱继承涉案房屋的诉讼请求，具有事实及法律依据，予以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