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保护当事人隐私安全及避免不必要纷争，以下当事人姓名均为化名，如果雷同，可以我们联系，我们将予以撤销。)
一、基本案情
1、原告诉称
朱某诉称：1.依法确认北京市涉诉房屋内北房4间属于朱某所有;2.诉讼费由本案各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朱某甲系朱某之兄，系朱某乙之父;朱某原是北京市X区X镇X村农民，从村里应征入伍;1983年4月，朱某复员后准备结婚，向村里申请宅基地建房;1983年4月12日，村里批准朱某宅基地，该宅基地面积为0.34亩，南北长18米，东西长16米，房屋建筑面积为288平方米，审批手续上有当时的X管理区和X公社管理委员会的盖章;批准后，由朱某个人全部出资在涉诉房屋新建砖木结构北房4间;房屋建好后，朱某在此居住，结婚生孩子;朱某的父母另有宅基地房屋居住;朱某甲系城镇户口，在X矿工作，不在家居住，也未参与建房;后因为照顾孩子，朱某搬出并租房居住，让朱某的父母住在涉诉房屋里，帮助朱某看家;朱某所建房屋至今完好，现由朱某甲及朱某乙居住，并认为房子是他们的;系由朱某申请的涉诉房屋的宅基地，由朱某独资建造北房4间，由朱某长期居住，只有朱某是涉诉房屋的宅基地使用人，是院内4间北房的所有权人，其他人无权享有;现朱某乙、朱某甲明确表示涉诉房屋内北房4间的产权是他们的，这侵犯了朱某的合法财产权利，故朱某诉至法院，请求判如所请。
2、被告辩称
朱某乙、被告朱某甲共同辩称：不同意朱某的诉讼请求;诉争涉诉房屋内北房4间不是朱某建造的，是全家人在1983年共同翻建朱某爷爷奶奶的祖宅，当时由朱某去申报，所以建房证办在了朱某名下，但是建房证不是房屋权属证明，不能证明是朱某建造了诉争北房4间，应是朱某的父母进行建造，朱某甲出资了440元，父母也有一定出资，不清楚朱某具体出资多少，所以房屋的承建人应是朱某的父母，不应归朱某所有;各方当事人在2006年达成了房产继承协议，朱某某出具了遗嘱，可以看出老人对房屋进行了处分，但是继承协议中有一定瑕疵，文中“80年”建房5间，实质上是在1983年建造北房4间，“80年”应理解为80年代，建房5间是实际建造房屋4间及东侧棚子1间，该棚子在2003年由朱某甲出资改为砖混结构房屋1间，文中涉及到老人利益的就是北房4间;由此可见，涉诉房屋内北房4间与朱某没有关系，所有权不归朱某所有，北房4间应为遗产，且已经处分，根据遗嘱，目前房屋应归朱某乙所有，不应归朱某所有;综上所述，朱某的诉讼请求应予驳回。
朱某丙、被告朱某丁、被告朱某戊共同辩称：不同意朱某的诉讼请求;建房证载明的建房原因是住房破旧需要翻建，在翻建过程中朱某丙、朱某丁、朱某戊3人也参与建房，出资出力了;由此可见，朱某主张诉争北房4间系其出资建设与事实不符，朱某的复员费亦不足以建造房屋。
二、法院查明
朱某某、滕某生前系夫妻关系，二人共生育5名子女，即长子朱某甲、次子朱某、长女朱某戊、次女朱某丁、三女朱某丙;朱某某于2009年4月6日死亡，至其死亡时其父母均已死亡;滕某于2004年7月8日死亡，至其死亡时其父母均已死亡。
1983年4月12日，针对涉诉房屋，朱某取得建房证，该证书载明申请建房人为朱某，建房原因为“住房破旧翻建”，建房数量为4间，建筑面积为288平方米，“宅基面积”为0.34亩，南北长14米，东西长16米，宅基四邻为“南至贾X、北至戚X、东至李X，西至王X”。2014年6月30日，北京市出具证明，证明涉诉房屋宅基地原建房时间为1983年4月12日，原建房证所有人为朱某。2016年11月30日，村委会出具证明，证明涉诉房屋宅基地为老房翻建，朱某于1983年4月12日经批准取得建房证。针对诉争涉诉房屋内北房4间的建造情况，2014年6月7日，朱某丁、朱某丙、朱某丁出具证明，该证明载明：“X路19号有北房4间，是朱某1983年复员后自行出资建房”。刘某出具书面证言，证明村民朱某于1979年从村里应征入伍，在1983年转业，在服役期间村里每年补助朱某600元，4年一共补助2400元。2016年1月29日，村委会出具证明，证明内容与上述书面证言一致。
为证明涉诉房屋宅基地登记在腾某名下，朱某乙、朱某甲提交审批时间为1997年12月31日的集体土地宅基地使用证，该证书载明户主姓名滕某，占地时间1980年4月，宅基地长17.50米，宽18.54米，面积为0.47亩，房屋结构混砖，建筑总面积为316.58平方米(正房5间，105平方米)，用地四至为东至李X、西至王X、北至党X、南至杨X;为证明在2003年以后建造的房屋均是朱某甲建造的，归朱某甲所有，朱某乙、朱某甲提交于2003年5月10日审批的的建房证，该建房证载明申请人为朱某甲(有涂改痕迹，原姓名无法辨认)，人口为5人，现有房屋面积为105平方米，建房原因为“院内建房”，建房面积为204.21平方米，在所绘制“建房位置及周围关系图”中，四至为东至李X、南至杨X、西至王X、北至党X，图中显示原有房屋为北房，新建房屋为西厢房与南房连为一体的“L”型房屋。
为证明朱某某立遗嘱将诉争涉诉房屋内北房4间交由朱某乙继承，朱某乙、朱某甲提交朱某某于2006年11月22日所立“遗嘱”;该遗嘱载明：“我叫朱某某，涉诉房屋有80年建房5间，因老伴已过世，通过法律咨询，现将我只有50%房产继承权，给与长孙朱某乙继承”;该份遗嘱的标题及正文均为打印，落款处“立嘱人”由朱某某签字并按印，落款时间为部分打印，部分填写;对该份“遗嘱”，朱某对其真实性不予认可，主张看不清楚签字，不能确定是本人签字，遗嘱的内容不能明确处分的是何财产，没有明确的意思表示;朱某丙、朱某丁、朱某戊主张该份遗嘱不符合法律规定的自书遗嘱的形式，且遗嘱内容表述不清，对遗嘱的形式及内容均表示异议，因在1983年建房时全家人均有出资，因此朱某某无权处分他人财产，该份遗嘱应认定无效。
为证明继承人均同意诉争北房4间中涉及滕某遗产部分由朱某乙继承，朱某乙、朱某甲提交落款时间为2006年11月22日的由朱某甲、朱某、朱某戊、朱某丁、朱某丙签字并按印确认的“房产继承协议”;该协议载明：“有80年建房5间，有50%房产朱某某老人给了长孙朱某乙继承。其余的50%房产是已过世的伴侣的，应由五个儿女继承。为了尊重老人的提议，我们共同商议决定放弃房产的切割，把这部分房产也由朱某乙继承。同意将五间房变更到朱某乙名下”;对该份“房产继承协议”，朱某称系其本人签字，但当时朱某某说如果不签字就不能活了，朱某才签的字，考虑到协议说的是80年的房子，而朱某的房子是83年建造的，协议涉及的不是朱某的房子，所以签字，因为如果房屋是朱某的，就没有放弃继承权的问题;朱某丙、朱某丁、朱某戊认为“房产继承协议”应由所有继承人签字认可，但该继承协议未经朱某某签字，该份协议并没有提到1983年翻建房屋的事实，也就是说该继承协议内容与实际情况不符，因此应属无效。
诉讼过程中，朱某戊、朱某丁、朱某丙申请对2006年11月22日“遗嘱”中朱某某的签字是否为本人所书写，手印是否为本人所按进行鉴定;同时，朱某戊申请对2006年11月22日“房产继承协议”中朱某戊的签字是否为本人所书写，手印是否为本人所按进行鉴定。针对以上两项鉴定申请，本院委托北京鉴定中心进行鉴定;2017年5月8日，鉴定中心向本院出具“案件受理情况说明”，经其审查，“此案现仅能就《房产继承协议》上‘朱某戊’签字进行鉴定;关于《房产继承协议》‘朱某戊’签字处指印，由于可见指印过于模糊不清，无法进行鉴定;关于《遗嘱》上‘朱某某’的签字存在多处重描现象，指印过于模糊不清，故此检材无法进行签字及指印的鉴定”;经本院释明，朱某戊、朱某丁、朱某丙表示放弃对 “遗嘱”上朱某某的签字及指印的鉴定，朱某戊放弃对“房产继承协议”上朱某戊手印的鉴定，只要求对“房产继承协议”上“朱某戊”签字进行真伪鉴定;2017年6月30日，鉴定中心作出司法鉴定意见书，认定：“检材上同意签字处‘朱某戊’签名字迹与样本上的‘朱某戊’签名字迹是同一人书写”。
为核实涉诉房屋内诉争房屋现状，本院组织双方当事人勘验现场;涉诉房屋内建有东西走向3排房屋;自北向南数第1排北房的西侧4间房屋(按隔断墙划分)为本案诉争北房4间，在诉争房屋东侧有1间房屋，朱某甲主张建于2003年;该诉争房屋西侧南部建有西厢房2间(该房屋北墙借用诉争房屋南墙)，朱某甲主张该西厢房建于2003年;自北向南数第2排有4间房屋，朱某甲主张建于2006年;对自北向南数第3排房屋，朱某甲主张建于2003年;在第2排及第3排房屋的东侧建有4间东厢房，朱某甲主张该房屋建于2006年;在4间东厢房南侧建有1排南北向的7间房屋，朱某甲主张建于2006年。
三、法院判决
涉诉房屋中北房西数四间归原告朱某所有”;朱某乙不服判决，提起上诉。
四、律师点评
房产律师靳双权认为：
因合法建造、拆除房屋等事实行为设立或者消灭物权的，自事实行为成就时发生效力;物权是指权利人依法对特定的物享有直接支配和排他的权利;所有权人对自己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依法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
本案争议焦点一为朱某是否基于合法建造取得诉争房屋所有权;对于朱某乙、朱某甲所提交集体土地宅基地使用证，因颁发于诉争北房4间建成后，且申请宅基地系以户为单位，虽然登记户主姓名为腾某，但不能据此认定诉争房屋系腾某所建造;对于朱某乙、朱某甲所提交审批时间为2003年5月10日的建房证，因系针对2003年之后所建房屋进行审批，且申请人姓名有涂改痕迹，故不能作为认定诉争北房4间权利人的依据;基于当时的法律及民事政策，因朱某作为复转军人回乡落户生活，经合法审批，朱某取得了建房证，在无其他充分证据佐证的情况下，应认定诉争北房4间系朱某所建造;据此，朱某翻建4间房屋的行为，属合法建造行为，上述4间房屋的物权自事实行为成就时发生效力，上述4间房屋应属朱某个人所有，朱某是否一直在此居住不影响其物权状态。
本案争议焦点二在于“遗嘱”与“房产继承协议”的效力认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七条：“公证遗嘱由遗嘱人经公证机关办理。自书遗嘱由遗嘱人亲笔书写，签名，注明年、月、日。代书遗嘱应当有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由其中一人代书，注明年、月、日，并由代书人、其他见证人和遗嘱人签名。以录音形式立的遗嘱，应当有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遗嘱人在危急情况下，可以立口头遗嘱。口头遗嘱应当有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危急情况解除后，遗嘱人能够用书面或者录音形式立遗嘱的，所立的口头遗嘱无效”，对于2006年11月22日有朱某某签字的遗嘱，因正文系打印，并非本人书写，故不符合上述任何一种遗嘱的法定形式，应属无效;对于“房产继承协议”，其所称的80年所建房屋5间，欠缺明确指向性，从涉案院落中现存状态看，北侧5间房屋中的4间建于1983年，东侧后加建1间建于2003年，另外，涉案院落中在北房南侧及其他空闲位置又陆续在2003年之后加建了多间房屋;退一步讲，即使协议所处理房屋为诉争房屋，如果将该协议作为继承人协商一致的遗产分割协议，其所处理财产并非遗产，且作为继承人的朱某某未在协议上签字，如果将该协议作为赠与协议，其所用措辞亦没有赠与人将房产赠与受赠人的明确意思表示;据此，无论是“遗嘱”还是“房产继承协议”，均不产生诉争房屋归朱某乙所有的法律效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