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房产专业律师靳(jin)双权（13426037149）专业代理房产买卖、借名买房、房产继承、确权、拆迁房产纠纷，腾退房屋、公房纠纷、央产房、军产房，离婚房产分割等房产案件。从业十七余年，带领专业房产法律团队，办理了大量房地产案件，积累了丰富的诉讼经验，现将这些案件改编为案例，希望可以帮助到读者。(为保护当事人隐私和避免不必要纠纷，以下案例中当事人姓名均为化名，若有雷同请联系我们予以撤销。)
原告诉称
张某涵、高某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位于北京市丰台区一号房屋（以下简称一号房屋）所有权由我二人继承，张某涵占十八分之五，高某占十八分之十三，张某涵支付给张某贤折价款283848元，高某支付给张某坤折价款283848元。
事实及理由：被继承人张某辉与高某系夫妻关系，二人于1986年登记结婚，婚后生育独生子女张某涵。2021年被继承人张某辉去世；张某辉父亲张某达先于张某辉之前去世，张某辉母亲林某莉后于张某辉去世（2021年去世）。被继承人张某辉去世之前未留遗嘱。一号房屋登记在被继承人张某辉个人名下，系张某辉、高某夫妻共同财产，我二人有权继承。故起诉。
被告辩称
张某贤辩称，如果张某涵、高某要100%份额，给我折价款，我同意，法律规定给我多少份额就给我多少，由法院依法判决。
张某坤辩称，第一，一号房屋虽登记在张某辉名下，但仅是权利外观，房屋原始来源为拆迁安置所得，并非张某辉、高某的夫妻共同财产，理应有被拆迁人张某坤的拆迁利益和拆迁份额。一号房屋实质是由位于F号的房屋拆迁所得，应含有张某坤或其父母的拆迁利益与拆迁份额。一号房屋事实上并非张某辉、高某的夫妻共同财产，也不应以此按照法定继承进行分割。根据调取的《北京市城市住宅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书》可知，F号拆迁安置了两套房，一套被拆迁人为张某达，安置在昌平区二号，后登记在张某达名下。另一套被拆迁人为张某达（张某坤），即本案的一号房屋。根据拆迁安置协议可以看出被拆迁人为张某达（张某坤），落款也是张某坤本人签字。在张某达已单独安置二号的情况下，一号的实际被拆迁人应是张某坤，其理应享有一号房屋的全部拆迁利益。房屋登记在张某辉名下的权利外观，不得与房屋原始来源的实质拆迁安置所得对抗。
此外，一号房屋拆迁协议的第二条也指出“有正式户口三人，应安置人口五人”。张某坤当时并未结婚，其户籍一直与父母在一起。退一步讲，若按照“正式户口三人”的描述，一号房屋的拆迁利益也应有张某坤的三分之一的份额；再退一步讲若按照“应安置人口五人”，涉案房屋的拆迁利益也应有张某坤五分之一的份额。由此可以看出，一号房屋虽然登记在张某辉名下，但登记仅是权利外观，房屋的原始来源为拆迁安置所得，含有被拆迁人的拆迁利益与拆迁份额。张某坤理应对一号房屋享有份额，该房屋并非张某辉、高某的夫妻共同财产。
张某涵、高某起诉所依据的基本事实与实际严重不符，应予驳回或根据拆迁安置协议具体确定张某坤应继承的份额。
第二，房屋拆迁安置后，张某坤一直与父母张某达、林某莉共同生活，尽了几乎所有的赡养义务。一号房屋原始来源于平房拆迁，含有被拆迁人张某坤的份额。若其中含有两位老人的拆迁份额，也应对尽了几乎所有赡养义务的张某坤多分。
2006年，含有张某坤等人拆迁利益和份额的一号房屋，仅登记在了张某辉名下，张某坤本人不知情，具体细节也无从考证。根据丰台区不动产登记中心调取的房屋登记档案，仅可看出2006年3月11日张某辉同某单位签订有一份《房屋买卖合同书》。北京某单位根据向“职工”出售公有住房的精神，以71885元的房价款向张某辉“出售”并办理了“房改产权证”。但张某辉并非某单位的“职工”，且房改款并非房屋市场价，张某辉是否实际出资这笔房改款也存疑。
据工作人员解释，一号房屋为“房改房”，有房改协议即《房屋买卖合同书》即可将某单位的原始登记变更，并办理房产证。房屋买卖合同书实质为“房改协议”，并非通常的买卖合同，张某辉也非通常意义的购房人。至于如何同某单位签订的房改协议，是某单位职工出资购买、折抵工龄购买还是房屋拆迁所得，则不会进行备案。毫无疑问，根据西城区房管局拆迁科调取的《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书》，一号房屋是拆迁所得。理应含有被拆迁人张某坤的拆迁利益和拆迁份额。
且根据房管局提供的《拆迁安置办法》，安置在“某单位”的居民按照安置人口每人一次性补助1000元，过渡期两年半，过渡期间每月补助两居室400元。在张某辉实际管理和居住一号房屋的情况下，上述拆迁安置补偿的费用也应为张某辉实际掌控。由此，可以看出，一号房屋2006年仅登记在张某辉的名下，严重损害了张某坤的拆迁份额和拆迁利益。且房屋拆迁安置后，张某坤一直与父母张某达、林某莉共同生活，尽了几乎所有的赡养义务。而张某辉有能力赡养但没尽到赡养义务。若一号房屋含有两位老人的拆迁份额，也应对尽了几乎所有赡养义务的张某坤多分。
综上所述，张某涵、高某主张的事实与理由不成立，请求法院依法驳回。
法院查明
张某达与林某莉系夫妻关系，生有三个子女，由长及幼分别为张某贤、张某辉、张某坤。张某辉与高某系夫妻关系，张某涵系二人独生女。张某辉于2021年死亡。张某达于2015年死亡，林某莉于2021年死亡。
经查，1997年，拆迁人（甲方）北京市C公司与被拆迁人（乙方）张某达（张某坤）签订《北京市城市住宅房屋拆迁安置补助协议书》，乙方住址F号，在拆迁范围内有正式住房壹间，居住面积16.5平方米，有正式户口叁人，应安置人口五人，分别是妻（林某莉）、长子（张某辉）、妻（高某）、女（张某涵）、弟（张某坤）……安置房在一号。同日，拆迁人（甲方）北京市C公司与被拆迁人（乙方）张某达签订《北京市城市住宅房屋拆迁安置补助协议书》，乙方住址F号，在拆迁范围内有正式住房壹间，有正式户口壹人，应安置人口壹人，本人（张某达），直接安置到昌平区二号。拆迁各项补偿补助费共计75600元，张某达盖章领取。
庭审中，张某涵、高某、张某贤、张某坤均表示两套安置房均为承租公房，拆迁后，张某坤与父母直接住到昌平区二号房屋，该房屋由张某达承租，后登记在张某达名下。张某辉一家三口则一直居住在一号，由张某辉承租。
另查，2004年8月23日，张某辉与M公司签订《房屋买卖合同书》，张某辉以71885元的价格购买一号房屋。同日，M公司开具发票，收取张某辉房改购房款71885元。2006年3月11日，张某辉与北京市某单位签订《房屋买卖合同书》，张某辉以71885元的价格购买一号房屋。2006年9月15日，张某辉取得一号房屋所有权证。本案审理过程中，张某涵、高某、张某贤、张某坤均认可一号房屋总价值为5109270元。
再，张某坤向本院提交张某达生前与张某坤妻子的书面文字，欲证明张某达生前曾多次表示一号房屋应给张某坤一家住用。张某涵、高某对此证据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张某坤向本院提交林某莉住院病案，欲证明其一直与父母共同居住，林某莉因病多次住院均为张某坤照顾，尽了几乎所有的赡养义务。张某涵、高某对证明目的不予认可，张某贤表示其与张某辉、张某坤轮流照顾住院的母亲。
裁判结果
一、被继承人张某辉名下位于北京市丰台区一号房屋由高某、张某涵共同共有，高某享有十八分之十三份额，张某涵享有十八分之五份额，张某贤、张某坤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配合高某、张某涵办理该房屋的过户手续，因过户产生的费用由高某、张某涵负担；
二、高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给付张某坤折价款283848.33元，张某涵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给付张某贤折价款283848.33元；
房产律师靳双权点评
遗产是自然人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继承开始后，按照法定继承办理；有遗嘱的，按照遗嘱继承或者遗赠办理。遗产继承的第一顺序为配偶、子女、父母。被继承人的子女先于被继承人死亡的，由被继承人的子女的直系晚辈血亲代位继承。同一顺序继承人继承遗产的份额，一般应当均等。对被继承人尽了主要扶养义务或者与被继承人共同生活的继承人，分配遗产时，可以多分。
本案争议焦点为一号房屋的性质，是张某辉、高某的夫妻共同财产还是张某达、林某莉、张某辉、高某与张某坤的家庭共有财产。根据相关证据和当事人自述可见，一号房屋在拆迁安置后，由张某辉承租并由张某辉一家居住使用，后张某辉与相关单位签订房屋买卖合同，其交纳购房款后取得该房屋的所有权，因张某辉支付购房款系与高某夫妻关系存续期间，故一号房屋应为张某辉与高某的夫妻共同财产。张某坤主张其在该房屋内享有所有权，没有法律依据。
张某辉去世后，其在一号房屋内的份额，应由其继承人即高某、张某涵、林某莉继承。现林某莉已去世，其自张某辉处继承一号房屋内的份额应由张某贤、张某坤、张某涵继承。高某、张某涵要求取得一号房屋的所有权，张某贤、张某坤要求取得房屋折价款，法院对此不持异议，根据各方在该房屋内占有的比例结合各方对该房屋的价值予以分割。
张某坤称张某达生前曾表示一号房屋由张某坤住用，因该房屋系张某辉、高某的夫妻共同财产，且高某、张某涵对张某坤提供的相关证据不予认可，故对张某坤的此项主张，法院不予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