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保护当事人隐私安全及避免不必要纷争，以下当事人姓名均为化名，如果雷同，可以我们联系，我们将予以撤销。）
原告诉称
黄A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依法分割位于A市一号房产，并确认黄A拥有该房产份额的93.75%；事实和理由：被继承人黄W与马某于1942年9月11日登记结婚，婚后一共生育七个孩子，分别为：大儿子黄B、二儿子黄P、三儿子黄C、四儿子黄D、大女儿黄E、二女儿黄F、三女儿黄V。黄W于2007年7月15日死亡，留下遗产为位于A市一号房屋一套，没有留下遗嘱。该房屋系黄W与马某在婚后取得的一处经济适用房。
2016年7月30日，马某召集子女共同签订《协议书》，该《协议书》第二条约定：“马某将自己对位于A市一号房屋所占份额（包括马某与黄W夫妻之间分得的财产的一半和马某作为法定继承人应当对黄W所占份额的继承部分）和房屋的全部财产处分给黄A所有。”《协议书》第三条约定：“黄C自愿将自己对位于A市一号房屋的法定继承份额（继承父亲黄W）处分给黄A所有。”《协议书》第四条约定：“黄E、黄B、黄D、黄F、黄V分别将各自对A市一号房屋的法定继承份额（继承父亲黄W）处分给黄A所有。由黄A拿出二十五万元整人民币作为购买黄E、黄B、黄D、黄F、黄V继承房屋份额的出让款，黄E、黄B、黄D、黄F、黄V五人各分50000元。”
现黄A已将转让补偿款分别支付给黄E、黄B、黄D、黄F、黄V。黄W已于2007年7月15日死亡，其次子黄P于2016年5月30日被判决书宣告死亡，晚于黄W死亡，黄P育有一子黄Y。根据相关司法解释，应由黄Y“转继承”黄P应继承的遗产份额。黄W去世前并没有留下遗嘱和遗赠抚养协议，本案应按照法定继承办理。被继承人遗产在各继承人之间形成按份共有关系。现黄A已占有房屋继承份额的93.75%。本案中，各继承人按照友好协商的原则签订《协议书》，将自己遗产的份额转让给黄A，系真实意思表示，现提起诉讼，请求法院判如所请。
被告辩称
马某、黄B、黄C、黄D、黄E、黄F、黄V辩称，我们同意黄A的诉讼请求。
黄Y辩称，一、黄A不是本案适格的原告。根据《中国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10条规定，法定继承的第一顺序继承人为配偶、子女、父母，第二顺序继承人为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租父母。本案原告黄A为被继承人黄W的孙女，黄A的父亲黄C健在的情况下，黄A不是其祖父遗产的法定继承人。并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八条规定，起诉必须符合的条件的第一款规定，原告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本案中黄A不是遗产的继承人，其父亲作为被继承人黄W的法定继承人没有丧失行为能力也无需黄A代理其行事继承权，故本案原告黄A与本案没有直接利害关系，不是适格的原告。
二、《协议书》为无效合同。（一）《协议书》中所载黄W遗言不具有法律效力。本案中，在黄P先于本案被继承人黄W被宣告死亡的情况下，根据《继承法》第十一条规定：“被继承人的子女先于被继承人死亡的，由被继承人的子女的晚辈直系血亲代位继承。代位继承人一般只能继承他的父亲或者母亲有权继承的遗产份额。”故，其子即被告黄Y为被继承人黄W遗产的法定继承人。《协议书》所载的黄W的“遗言”属于口头遗嘱，根据《继承法》第十七条规定口头遗嘱应当有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根据《继承法》第十八条规定，继承人、受遗赠人、有继承人、受遗赠人有利害关系的人不能作为见证人，所以黄W的口头遗嘱不是符合法定形式发生法律效力的遗嘱，而且由于协议书签署方与继承人的利害关系，口头遗嘱内容的真实性亦无法确认。所以，黄P仍然是被继承人黄W的继承人，在黄P先于黄W死亡的情况下，黄Y就应当是黄W的法定继承人。
（二）协议签署方恶意串通损害法定继承人即本案被告黄Y的利益。被告马某与被告黄B、黄C、黄D、黄E、黄V和原告黄A于2016年7月30日签订了《协议书》。协议各方是恶意串通以协议方式处分了被告黄Y的法定继承份额，不合理的损害了协议方之外的法定继承人的利益。《协议书》是在未经法定继承人黄Y知晓和同意的情况下剥夺了黄Y的继承权和处分了黄Y的继承权份额，是协议签署方恶意串通损害协议之外第三方的行为。本案中，由于原告黄A和其他被告恶意串通，通过《协议书》剥夺黄Y的法定继承的权利、损害了黄Y的利益，该《协议书》应为无效合同。
（三）协议签署方无权转让“遗产继承份额”。继承是基于家庭关系产生的行为，是人类长期传统和习俗的总结。继承权是一种人身权，只能由被继承人的特定亲属继承。同时，在中国，继承只有两种方式，即法定继承或者遗嘱继承。继承人以外的人如果要获取遗产，只能通过遗赠的方式获得。本案《协议书》的签署方中，黄A并非被继承人黄W的法定继承人，无权参与对遗产继承份额的协商和处分。其参与继承份额的协商和受让继承份额，于法无据。
此外，根据《物权法》第一百零一条，按份共有人可以转让其享有的共有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份额，其他共有人在同等条件下享有优先购买的权利。本案中，在遗产分割前，黄Y和其他继承人按份共有该遗产。其他继承人转让遗产时黄Y有优先购买权。但是，黄A和其他人协商转让继承份额时根本没有通知黄Y，损害了黄Y的优先购买权，其他继承人的转让行为也因此属于无效。
（四）马某意思不清，其签署的《协议书》无法律效力。据被告黄Y所知，《协议书》的签署方马某已94岁高龄且已经患病卧床多年，在《协议书》签署的2016年7月，马某老人已经处于神志不清的状态，不能识别和判断与其进行交流的是何人，属于不能辨认自己行为的无行为能力人。根据《民法通则》第五十八条规定，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实施的民事行为无效。由于其处于不能辨认自己行为的无行为能力情况下，马某老人在《协议书》上按手印的行为不是具有法律效力的意思表示，其对于自己的财产以及继承权份额的处分是无效的民事行为。所以，《协议书》合同约定是无效的。
三、黄Y对遗产标的房屋应享有的法定继承份额对应的价值不应以《协议书》为参考。《协议书》对于标的“位于A市一号房屋”的产权份额转让价额明显过低。根据《公有住房买卖契约》所载，标的房屋的面积为84平方米，查询协议签署时2016年7月A市一号房屋周边成交记录房屋均价为人民币6万元左右，即协议标的房屋在的2016年7月的市场价保守估算约为人民币500万元。然而《协议书》第2.1条约定明显地，对于房屋份额的对价25万元和估算费市场价人民币500万元差距非常巨大。所以，《协议书》在未经法定继承人黄Y同意的情况下，对于遗产房屋标的处分价值过低，是协议签署方恶意串通损害协议之外第三方的行为，对于遗产份额价值不应以《协议书》的约定为参考。
综上，黄A不是被继承人的法定继承人，不是法定继承权纠纷的适格被告，黄A还与其他被告恶意串通以协议方式非法处分了法定继承权份额，损害了被告黄Y的法定继承人依法享有的利益，并且被告马某在《协议书》中处分其个人财产和继承权份额的行为因其无民事行为能力而无效。因此，被告黄Y请求贵院依法驳回原告的所有诉讼请求。
本院查明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马某与黄W系夫妻，二人共生育七子女，分别为黄B、黄P、黄C、黄D、黄E、黄F、黄V。黄C与杜某系夫妻，二人生育一女黄A。黄A与胡某系夫妻。黄P与李某原系夫妻，二人生育一子黄Y。黄W于2007年7月15日去世，生前未留有遗嘱。黄P于2016年5月30日经法院判决宣告死亡。黄W系某大学职工，2000年12月28日黄W与某大学签订《公有住宅买卖契约》，某大学将位于A市一号房屋出售给黄W。
2016年7月30日，马某与黄A、黄E、黄B、黄D、黄F、黄V、黄C共同签订《协议书》，另查，马某目前住在A市一号房屋，黄C与马某一起生活。庭审中，黄A提交马某于2017年6月2日至2017年6月15日在住院病案，其中记载其“神志清楚”。
裁判结果
位于北京市海淀区圆明园西路A市一号房屋归黄A与黄Y共有，黄A占有其中93.75%的产权份额，黄Y占有其中6.25%的产权份额。
北京房产律师靳双权认为：
继承开始后，按照法定继承办理。同一顺序继承人继承遗产的份额，一般应当均等。继承开始后，继承人没有表示放弃继承，并于遗产分割前死亡的，其继承遗产的权利转移给他的合法继承人。本案中，A市一号房屋系黄W与马某的夫妻共同财产，黄W去世后该房屋的一半应作为黄W的遗产由其法定继承人马某、黄B、黄P、黄C、黄D、黄E、黄F、黄V依法继承，黄P在黄W去世后被法院宣告死亡，故黄P应继承的份额转移给其法定继承人黄Y，故黄Y享有该房屋6.25%的产权份额。2016年7月30日，马某与黄A、黄E、黄B、黄D、黄F、黄V、黄C共同签订《协议书》，根据黄A提交的马某病历，马某在签订该协议时神志清楚，故该协议书系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属有效。
黄A已将约定的转让补偿款分别支付给黄E、黄B、黄D、黄F、黄V。故依据该协议书约定，马某、黄E、黄B、黄D、黄F、黄V、黄C对A市一号房屋享有的相应份额均归黄A所有，故黄A对该房屋享有93.75%的产权份额。
综上所述：法院的判决是正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