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保护当事人隐私和避免不必要纠纷，以下案例中当事人姓名均为化名，若有雷同请联系我们予以撤销。）

一、案件背景

男方与女方原系夫妻关系，二人于2007年9月18日在北京市昌平区民政局登记结婚，婚后于2008年4月29日生育一女。2016年2月27日，双方因感情不和签署《离婚协议书》，并在北京市昌平区民政局办理离婚登记。离婚后，男方认为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取得的拆迁安置房及房屋内装修、家电、拆迁补偿款等财产在离婚时未作处理，遂诉至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法院，请求再次分割。

本案的争点在于：离婚协议中以列举加概括方式作出的财产约定，能否排除一方就未列明财产再次主张分割的权利。

二、案件经过

（一）原告主张

男方请求：第一，依法分割位于北京市昌平区××小区的涉案房屋；第二，分割涉案房屋内的装修及家电，包括空调三台、洗衣机一台、冰箱一台、热水器一台、床两张、衣柜一组；第三，分割婚后拆迁款15万元；第四，诉讼费由女方承担。

男方主张，涉案房屋系女方因拆迁分得，房屋交付后其与女方共同装修并购置家具家电，女方另获得拆迁补偿款15万元，上述财产均属夫妻共同财产，离婚时未予分割，故应予处理。

（二）被告抗辩

女方提出数项意见：其一，双方系协议离婚，男方主张分割涉案房屋缺乏依据。涉案房屋系2009年女方父母名下宅院拆迁所得的回迁房，且系以其享有的人均40平方米优惠购房面积为依据办理登记，房屋的存在男方一直知晓，不存在隐匿、转移情形。其二，双方签署的《离婚协议书》以列举加概括的方式对财产作了安排，除列明财产外，约定各自名下的其他财产归各自所有，已穷尽离婚时全部夫妻共同财产，不存在未处理财产。其三，涉案房屋内的装修及家电均由其父母出资，男方并未出资。其四，男方所称拆迁补偿款15万元，其不清楚所指何笔款项；其在上学时就已办理农转非，父母家房屋拆迁时地上物系父母所建，其本人未获得拆迁补偿款。

（三）法院查明

法院经审理查明：男方与女方于2007年9月18日登记结婚，婚后生育一女。《离婚协议书》对财产的约定主要包括：

房产方面，位于北京市昌平区××……的一处房屋归女儿所有，待其年满十八周岁后双方配合办理产权变更手续；婚后购买的南口镇××街一处登记在双方名下的房屋，离婚后如遇拆迁，所得利益双方各得50%，男方并约定将其母的户口迁入该房屋，如遇拆迁其母所得利益由双方各得50%；南口镇××的一处房屋由男方与其嫂嫂各出资一半购买，离婚后归男方所有。

车辆方面，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共同购买的汽车一辆归男方所有。

其他财产方面，为女儿购买的商业理财保险一份（金额20万元）连本带利归女方所有；上述房屋出租所得租金扣除相关费用后双方各得50%；双方各自名下的其他财产归各自所有。

另查明，涉案房屋系女方父母名下宅院拆迁后所得。女方父母与开发公司签订优惠回迁楼期房买卖临时协议，购买安置住宅三套，其中一套因女方享有相应购房指标而登记在女方名下。2013年房屋交付后，男女双方共同在该房屋内居住生活。

女方提交《北京市家庭居室装饰装修工程施工合同》、收据、发票等证据。其中施工合同显示，装修由女方父亲与装饰公司于2013年11月21日签订，工程款为12500元；收据显示女方母亲支付工程款共计17330元；发票显示购买热水器、浴霸、空调、电视等支出，其中热水器发票载明的付款人为女方母亲。

（四）法院认为

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离婚后，一方以尚有夫妻共同财产未处理为由起诉请求分割的，经审查该财产确属离婚时未涉及的夫妻共同财产，应当依法予以分割。

本案中，涉案房屋系双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因女方父母宅院拆迁所得，女方基于其身份享有40平方米优惠购房面积，据此对该房屋享有一定权利。房屋交付后双方并未离婚，并在该房屋内共同生活多年；男方父母家亦经历拆迁，男方对拆迁政策应当知晓，故其主张不知晓女方对该房屋享有权利，与常理不符。

双方在民政局办理离婚时签订《离婚协议书》，就财产分割达成一致意见，该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存在无效事由，应属有效。协议除以列举方式对共有房产、车辆等作出明确约定外，还以概括方式约定双方各自名下的其他财产归各自所有。据此应视为双方已就涉案房屋的分割问题达成一致意见，即除列举财产外，女方名下的财产归女方享有。男方现要求分割的房屋不属于离婚时未处理的夫妻共同财产。

关于房屋内装修及家电，一方面男方未提交证据证明由其出资；另一方面，即便其中确有其出资，因其与女方在该房屋内共同居住多年，不可能不知晓装修及家电属于夫妻共有，在此情况下双方达成的前述概括性约定，亦应视为已就该部分财产作出处理。

关于男方主张的拆迁补偿款15万元，因其未提交证据证明该笔财产存在，该项请求证据不足。

三、裁判结果

法院判决：驳回男方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7950元，由男方负担，已交纳。

四、案件分析

（一）证据运用与法律关系认定

本案的核心法律关系，是离婚协议中概括性财产条款的效力范围。法院并未停留于"未列明即未处理"的形式判断，而是结合协议文本与缔约背景，认定概括条款已覆盖双方各自名下的其他财产。

从证据结构看，男方主张分割房屋、装修家电及拆迁款，均需由其举证证明相应财产的存在以及该财产属于离婚时未涉及的夫妻共同财产。就房屋而言，其未能说明离婚协议为何未涵盖该房屋；就装修家电而言，其未提交出资凭证，而女方的施工合同、收据、发票在形式上指向女方父母付款；就15万元拆迁款而言，其甚至未能证明该笔财产客观存在。举证责任分配的结果，直接决定了各请求的走向。

（二）应对被告抗辩策略

被告方的抗辩可归纳为三层：一是权利已知晓，以双方共同居住多年、男方父母亦有拆迁经历予以反证；二是协议已概括处理，以列举加概括的条款结构说明协议已穷尽共同财产；三是出资另有其人，以合同、收据、发票等书证指向女方父母出资。

由此可以得到启示：面对"离婚时未处理财产"的主张，代理思路不宜仅作简单否认，而应从协议条款的解释规则入手，说明概括条款的法律含义；同时以书证还原财产的真实出资与权利来源，使对方在举证层面即处于不利地位。

五、办案心得

（一）重视离婚协议文本的解释空间

本案胜负的关键不在事实争议，而在协议条款的解释。列举加概括的表述方式，实质上把未列明财产一并纳入了约定范围。起草或审查此类协议时，应当意识到概括条款的双重效果：既便于一次性了结，也可能阻断日后就特定财产再行主张的路径。

（二）把举证责任作为攻防主线

无论主张分割还是主张不予分割，都要回答"该财产是否属于离婚时未涉及的夫妻共同财产"这一前提问题。主张分割一方应当先证明财产存在且属于共同财产，否则将承担不利后果。因此，证据准备应当围绕该前提展开，而非笼统强调财产系婚后取得。

（三）用生活事实补强书面证据

本案中，共同居住多年、双方家庭均经历拆迁等生活事实，被法院用于推断当事人对财产状况的知晓程度。此类事实虽非直接证据，却能在关键节点影响法官的心证，值得在庭前系统梳理。

（为保护当事人隐私和避免不必要纠纷，以下案例中当事人姓名均为化名，若有雷同请联系我们予以撤销。）

一、案件背景

本案是一起法定继承纠纷。被继承人父亲与母亲系夫妻，二人育有五名子女：大儿子、大女儿、二女儿、小女儿和小儿子。父亲于1988年去世，母亲于2023年3月去世；小儿子生前患有精神分裂症、未婚无子女，于2019年5月去世。母亲与小儿子均未留有遗嘱。

争议财产涉及拆迁安置的两居室房屋、母亲名下待发的股份款与卫生奖励、银行存款及丧葬补助等。由于各方长期无法协商一致，大儿子诉至法院请求依法继承。

二、案件经过

（一）原告主张

大儿子诉称：父母生前有房屋及存款，母亲生前未留遗嘱，各方无法协商；争议房屋由小女儿对外出租，存款亦由其保管，母亲的证件材料也在其处。为避免矛盾，请求依法继承：登记于父亲、母亲名下的房屋相关权益；另一处房屋中母亲占有的55平方米指标面积；父亲名下后转入母亲存单内的存款225472.51元；父亲去世后从单位结算领取的5万元现金；母亲名下村委会存放的股份款和卫生奖励；母亲的退休金；母亲村内补助丧葬费7000元；以及房屋租金（每月3000元，自2019年3月起计算）。

（二）被告抗辩

小女儿辩称：其一，大儿子、大女儿、二女儿具有扶养能力和扶养条件却不尽扶养义务，分配遗产时应当不分。小儿子为精神病人、无民事行为能力，自1989年起一直由其照顾直至去世，其他人从未尽抚养义务；母亲年事已高，亦一直由其照顾，母亲生病、住院、去世的费用均由其照顾并支付。其二，争议房屋中属于小儿子的份额应由其继承，母亲的份额亦因其数十年照顾而应由其多分。其三，其余款项是否属于遗产范围，原告应举证。其四，其要求其他继承人承担并支付其为母亲、小儿子支出的医疗费及丧葬费用，丧葬费93341.98元、医药费和取暖费共计11万元，应从遗产中扣除返还。大女儿、二女儿则表示同意按法定继承分配。

（三）法院查明

法院经审理查明：父亲与母亲系夫妻，育有五名子女，即大儿子、大女儿、二女儿、小女儿、小儿子；小儿子生前未结婚、未生育子女。母亲、小儿子均未留有遗嘱。

关于争议房屋：2010年，村民委员会与小儿子签订拆迁购房合同，安置小儿子一居室一套；2012年，双方又签订补充协议，将安置房屋变更为两居室一套，并另行给付5万元款项。各方均认可该房屋为小儿子的遗产，并认可房屋价值150万元。

关于另一处房屋：该房屋在村内登记在小女儿及其配偶名下。原告主张该房屋购买时使用了母亲55平方米的安置面积，要求折价补偿；小女儿对此不予认可，主张该房屋来源于其自有的宅基地安置面积，且不论是否使用了母亲的安置面积，均属于母亲生前对自身财产权益的处分。

关于存款与其他财产：小儿子生前存款后转入母亲名下存单内的225472.51元，起息日为2019年8月，各当事人均表示不清楚去向；后款项实际由案外人在母亲生前取走。母亲名下银行账户经核算，包括去世后入账及被提取金额在内共计6483.69元。村民委员会出具情况说明，确认母亲有2022年第四季度待发股份款3840元、环境卫生奖励150元、文明丧葬一次性补助费7000元。另有小儿子去世后从单位结算领取的5万元现金，小女儿称已交付母亲。

关于赡养：小儿子生前患有精神分裂症，证人（母亲的弟妹）均到庭作证称小儿子没有自理能力，母亲与小儿子生前均与小女儿共同生活、由小女儿照顾。另案生效判决曾确认大儿子、大女儿每月给付母亲赡养费。

（四）法院认为

法院认为，母亲与小儿子均未留有遗嘱，遗产应按法定继承办理。

关于争议房屋：各方均认可其为小儿子的遗产。小儿子去世后，母亲为其第一顺序继承人；根据在案证据，可以证实小女儿作为兄弟姐妹对小儿子尽到了较多的抚养义务，亦应适当分得该房屋部分份额。母亲去世后，其所继承的份额转为母亲的遗产，由母亲的继承人即本案各当事人按法定继承办理。结合庭审陈述及证据，可以认定母亲生前与小女儿共同生活、小女儿对母亲尽到了主要的赡养义务，应当适当多分。综合上述情况，法院酌定该房屋由小女儿享有60%份额权利，剩余40%份额权利由大儿子、大女儿、二女儿平均享有；综合考虑房屋使用情况，确认该房屋相关权益由小女儿继承所有，小女儿给付大儿子、大女儿、二女儿房屋折价款每人20万元。房屋欠付购房款因金额尚未明确，本案暂不处理。

关于另一处房屋：该房屋在村内登记在小女儿及其配偶名下，现无证据证明属于母亲的遗产；即使如原告所述使用了母亲的购房指标，购房行为发生于母亲在世期间，也应属于母亲对自身财产权益的处分，不能作为遗产分割。

关于存款：转入母亲存单的225472.51元，现无证据证明截至母亲去世时仍存在于其名下，且款项实际由案外人取走，涉及案外人利益，本案无法处理；小儿子去世后领取的5万元现金，现无证据证明在母亲去世时仍存在，亦不予支持。

关于其他款项：母亲名下待发股份款、卫生奖励费，属于母亲死亡时遗留的财产，应作为遗产分割，法院酌定各继承人各继承四分之一份额；丧葬补助不属于遗产，鉴于母亲的丧事由小女儿办理，确定丧葬补助费归小女儿所有；母亲名下银行存款经核算共计6483.69元，应作为遗产分割，酌定各继承人各继承四分之一份额，因款项由小女儿提取，小女儿应向其他继承人各返还1621元。房屋租金因原告未提交证据，不予支持。小女儿要求从遗产中扣除医疗费的主张，因其提交的票据仅能证明支出事实、不能证明系其出资，不予支持；丧葬费因补助归其所有，亦不再扣除。

三、裁判结果

法院判决：一、位于北京市通州区××小区的争议房屋所有相关权益由小女儿继承，小女儿支付大儿子、大女儿、二女儿房屋折价款每人各200000元；二、母亲名下2022年第四季度待发股份款3840元及环境卫生奖励150元，由大儿子、大女儿、二女儿、小女儿各继承四分之一份额，即997.5元；三、母亲应发放的文明丧葬一次性补助费7000元归小女儿所有；四、小女儿向大儿子、大女儿、二女儿返还母亲银行存款每人各1621元；五、驳回大儿子的其他诉讼请求。

四、案件分析

（一）证据运用与法律关系认定

本案财产形态多样、法律关系交织：既有被继承人的遗产，也有拆迁安置而来的房屋权益；既有本人遗留的财产，也有应由近亲属主张的丧葬补助。法院的处理思路是分层认定——先确定各项财产的权属与性质，再判断是否属于可分割的遗产，最后结合赡养与抚养情况确定份额。

份额酌定是本案的鲜明特点。同一顺序继承人继承遗产的份额一般均等，但对被继承人尽了主要扶养义务或与其共同生活的继承人可以多分；继承人以外的、对被继承人扶养较多的人，也可以分给适当的遗产。小女儿既长期照料患病的兄长，又与母亲共同生活、尽主要赡养义务，因此在两个层次上均获得有利认定。

（二）应对被告抗辩策略

面对被告“其余继承人应不分遗产”的主张，应把握两点。其一，主张他人丧失或减少继承份额的一方，需对“有扶养能力和扶养条件而不尽扶养义务”承担举证责任，仅凭单方陈述难以成立。其二，对于确实长期照料、共同生活的一方，可结合证人证言、共同居住事实等，积极主张多分，而非一味否认对方的继承资格。此外，对涉及案外人取走的款项、产权登记在他人名下的房屋，应从“遗产范围”与“案外人利益”角度作出回应，避免在本案中作无谓纠缠。

就被告要求从遗产中扣除医疗费、丧葬费的主张，应审查出资主体：不能证明系其出资的不予扣除，丧葬补助归属已确定的亦不再扣除。

五、办案心得

（一）把长期照料转化为可证明的事实

多分遗产的事实基础是扶养义务的履行。共同居住的时间、就医与日常照料的细节、费用支出凭证及亲属证言，都是把“照顾”转化为可证明事实的关键。

（二）区分遗产范围与案外人权益

案外人在被继承人生前取走的款项、登记在他人名下的房屋，往往因涉及第三人利益而无法在继承纠纷中一并处理。及早识别这类财产，有助于集中审理真正可分割的遗产。

（三）关注费用支出的出资主体

医疗费、丧葬费能否从遗产中扣除，取决于是否由主张方实际承担；只有发票与出资凭证相互印证，才能形成完整证明链条。

（为保护当事人隐私和避免不必要纠纷，以下案例中当事人姓名均为化名，若有雷同请联系我们予以撤销。）

一、案件背景

本案是一起法定继承纠纷。被继承人父亲与前妻于1983年离婚，二人的两个儿子大儿子、小儿子随父亲生活；1987年，父亲与继母再婚，两个儿子随父亲与继母共同生活，与继母形成继母子关系。父亲于2015年11月去世，继母于2023年3月去世。二人均未留有遗嘱，遗产亦未分割。

父亲名下原有一处位于北京市平谷区的宅基地房屋（×号院），2009年该房屋遇拆迁，2010年父亲与镇政府签订拆迁安置补偿协议，取得拆迁安置补偿款565624元并获定向回迁安置房购房资格；2012年，父亲与开发公司签订两份购房协议，分别购买建筑面积117.25平方米的×号房屋（价款184669元）和建筑面积76.62平方米的××号房屋（价款120677元）。围绕上述房屋、拆迁安置费及抚恤金、丧葬费等，两名儿子产生争议，遂诉至法院。

二、案件经过

（一）原告主张

大儿子诉称：其与小儿子均系父亲之子。父亲、继母先后去世，均未留遗嘱，遗产未分割。父亲名下宅基地房屋被拆迁后，安置取得×号、××号房屋及相应货币补偿；父亲去世后，小儿子领取了抚恤金和丧葬费且未依法分割。作为法定第一顺序继承人，请求依法继承并分割×号房屋、抚恤金和丧葬费5000元及村民安置费67000元。

（二）被告抗辩

小儿子辩称：其一，×号、××号房屋并非父亲的个人房产，而是按户安置的拆迁安置房，其与继母同为被安置人，房屋未登记，不属于可继承的遗产；据继母生前所述，××号房屋已被其变卖。其二，父亲的丧葬费5000元已交付继母并用于丧葬事宜，并非由其所得。其三，村民安置费67000元确实存在，但应由其全部继承——其一家与父母共同居住、照顾二老至去世，尽到全部生养死葬义务；另案生效文书曾明确大儿子应向父亲支付赡养费，大儿子从未支付，故其应多分或全部继承。

（三）法院查明

法院经审理查明：父亲与前妻育有两子，即大儿子、小儿子；1983年父亲与前妻离婚，1987年父亲与继母再婚，未再生育子女，两名儿子随父亲与继母共同生活。前妻经法院电话联系，表示离婚时其净身出户、未分得任何财产，涉案房屋与其无关。

2010年1月，父亲与镇政府签订拆迁安置补偿协议，补偿款共计565624元，并可购买安置房；2012年9月，父亲与开发公司签订两份购房协议，购买×号、××号房屋。父亲于2015年11月去世，继母于2023年3月去世，二人的父母均先于其去世，二人均未留下遗嘱或遗赠扶养协议。

另查明，×号房屋现由小儿子占有使用；××号房屋经核实目前由案外人占用，该案外人称继母生前已将该房屋抵给其，故××号房屋可能涉及案外人权益。村民委员会出具情况说明，确认父亲享有村民安置费67000元，因家庭内部矛盾暂未发放。关于赡养，双方均认可父亲、继母生前居住于×号房屋；另案生效文书曾确认大儿子应向父亲、继母每月给付生活费及米面、生活用煤，并负担医疗费报销后的剩余部分。

（四）法院认为

法院认为，×号院房屋系父亲的老宅，无论其与前妻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是否对该房屋翻建、修缮，前妻均未在法定期限内主张权利并明确表示房屋与其无关，故离婚后该房屋应归父亲个人所有；父亲与继母再婚后对房屋进行翻建、修缮所形成的财产，属于二人的夫妻共同财产；房屋被拆迁后所得拆迁利益，即×号、××号房屋，亦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小儿子辩称其与继母同为拆迁被安置人、对房屋享有份额，但未提交充分证据予以证明，法院不予采信。二人去世后所遗留的房屋应由继承人依法继承。

关于×号房屋，根据在案证据可确认其由小儿子占有使用，法院依法确认其为父亲、继母的遗产；关于××号房屋，因其目前由案外人占用、可能涉及案外人权益，本案不宜径行分割，相关权利人可另行解决。两名儿子在父母再婚时均未成年且随父母共同生活，与继母构成继母子关系，且父母除二人外无其他子女，故二人作为第一顺序继承人依法享有继承权。关于拆迁安置费67000元，在案证据可以证明系父亲生前遗留的合法财产，应予继承。关于抚恤金和丧葬费5000元，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该款项是否存在，不予支持。

关于份额，同一顺序继承人继承遗产的份额一般应当均等；对被继承人尽了主要扶养义务或者与被继承人共同生活的继承人，分配遗产时可以多分。综合在案证据，可以认定小儿子在父母生前与其二人长期共同居住生活、尽了较多扶养义务，应予多分，故酌定两名儿子对遗产的分割比例为40%、60%。

三、裁判结果

法院判决：一、被继承人父亲、继母位于北京市平谷区×号的房屋由大儿子继承40%的份额，由小儿子继承60%的份额；二、父亲遗留的拆迁安置费67000元由大儿子继承26800元，由小儿子继承40200元；三、驳回大儿子的其他诉讼请求。

就此，××号房屋因涉及案外人权益未在本案中分割，抚恤金与丧葬费部分亦未获支持，相关争议可另行主张。

四、案件分析

（一）证据运用与法律关系认定

本案的关键有三。一是老宅与拆迁利益的权属认定：老宅归父亲个人所有，再婚后翻建、修缮形成的财产及拆迁所得属夫妻共同财产，这一层层递推确定了遗产范围，也否定了“按户安置即人人有份”的主张。二是遗产范围与另案权利的分界：××号房屋因由案外人占用、可能涉及其权益，被排除在本案分割之外；抚恤金、丧葬费因证据不足未获支持，体现了“请求须有证据、处理须有边界”。三是份额的酌定：赡养义务的履行情况是遗产多分少分的核心考量，长期共同生活、照料被继承人的一方在分配中处于有利地位。

（二）应对被告抗辩策略

被告的抗辩集中在“房屋非遗产”“安置费应由其全部继承”“对方未尽赡养义务”三点。其一，针对房屋权属，应紧扣老宅的来源与离婚析产的时间节点，说明离婚后房屋归父亲个人所有，再婚后增值部分属夫妻共同财产；“未登记即非遗产”的主张混淆了物权登记与继承标的的关系，房屋权益仍属可继承的财产。其二，针对“应全部继承”的主张，应强调多分的法定情形是“尽主要扶养义务”，即便确有较多照料，通常也只是多分的理由而非独占的理由。其三，对对方“未尽赡养义务”的抗辩，应提交医疗费、丧葬费支出等证据予以回应，并对另案生效文书确定义务的履行情况作出说明。

五、办案心得

（一）顺着“来源—婚内增值—拆迁转化”梳理遗产范围

老宅、婚后翻建形成的财产与拆迁安置房屋之间存在转化关系。逐层认定权属，才能准确划定遗产范围，避免把被继承人的个人财产与夫妻共同财产混为一谈。

（二）把“多分”作为争取份额的主要抓手

在法定继承中，份额一般均等，但对被继承人尽了主要扶养义务或与其共同生活的继承人可以多分。围绕长期共同居住、日常照料、费用支出等事实组织证据，往往比否认对方的继承资格更为有效。

（三）审慎处理涉及案外人与证据不足的请求

对于可能涉及案外人权益的财产，以及缺乏证据支撑的款项，应预见其难以在本案中一并处理，及时引导当事人另行解决，集中精力攻克核心房产与款项。

（为保护当事人隐私和避免不必要纠纷，以下案例中当事人姓名均为化名，若有雷同请联系我们予以撤销。）

一、案件背景

本案是一起法定继承纠纷。被继承人父亲与前妻母亲系夫妻，二人育有四个子女：大女儿、二女儿、小女儿和小儿子。母亲于1998年去世后，父亲于1999年与继母再婚，双方未再生育子女。继母另有一子，系其与前夫所生，随继母一方参与本案。

父亲于2018年11月去世。此前父亲未留有合法有效的遗嘱，其名下的存款、抚恤金、丧葬费以及保险相关权益等，成为四名子女与继母争执的焦点，遂诉至法院。

二、案件经过

（一）原告主张

大女儿、二女儿、小儿子诉称：父亲与前妻育有四名子女，母亲去世后父亲与继母再婚，父亲于2018年11月去世。截至父亲去世，父亲与继母名下存款的一半应属父亲的遗产，父亲生前没有遗嘱，应由各方依法定继承。父亲去世后还会产生丧葬费、生活抚恤金、特别抚恤金和一次性抚恤金等款项，虽不属于遗产，但请求一并处理。故请求依法分割父亲名下的存款、上述四笔款项，以及父亲与继母名下基本住房补贴、住房公积金中属于父亲遗产的部分。诉讼中，小女儿表示同意平均分割遗产和财产。

（二）被告抗辩

继母及其子辩称：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继母年事已高、体弱多病，应予照顾；继母长期照顾父亲，并与各方签订有抚恤金分配协议，应多分抚恤金以安度晚年。父亲曾明确表示赡养不能靠子女、去世后不要分钱，继母亦不认可父亲有存款。丧葬费系各方共同签字领取、用于办理父亲丧事，结余部分应作为遗属生活补助分给继母；生活抚恤金是给付随军遗属的生活补助，应归继母；特别抚恤金领取顺序为配偶在先，应给继母；一次性抚恤金因签订了分配协议，应按约定由继母取得十二分之七、继母之子取得十二分之一。此外，四名子女对父亲的赡养照顾差别很大，应区别分配，对未尽赡养照顾义务的子女应不分或少分。继母之子按其主张仅请求分得抚恤金。

（三）法院查明

法院经审理查明：父亲与前妻育有四名子女，即大女儿、二女儿、小女儿、小儿子。1999年3月，继母与父亲再婚，双方未育有子女，继母之子系继母与前夫所生；再婚时双方子女均已成年，继母之子并非父亲的法定继承人。母亲于1998年因死亡注销户口，父亲于2018年11月去世。

继母提交两份2017年的自书遗嘱及2018年的视频遗嘱，主张父亲曾在视频遗嘱中表示存款不分、留给继母。原告方对上述遗嘱均不予认可，主张不符合遗嘱的形式要件。诉讼中，双方均不要求在本案中处理另处房屋的继承问题。

各方共同确认并领取父亲丧葬费176232元，实际花费56145元，剩余120087元由继母持有；各方共同确认并领取父亲生前六个月工资90816元。特别抚恤金1万元及一次性抚恤金尚未发放，原告方自行核算一次性抚恤金为660232元。继母与原告方、继母之子曾就抚恤金分配签订协议，约定继母取得十二分之七、四名子女及继母之子各取得十二分之一，小女儿未在协议上签字。

法院另查明继母名下多家银行的存款余额及一笔保险情况，其中保险系继母与父亲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投保，父亲去世时该保险已存在一定现金价值。就基本住房补贴与住房公积金，相关单位出具说明，父亲退休后已停止归集并封存账户，另处住房亦因此未履行完购房手续。

（四）法院认为

法院认为，四名子女系父亲的子女，依法有权继承父亲的遗产；继母系父亲的再婚配偶，依法有权继承；继母之子在继母与父亲再婚时已成年，并非父亲的法定继承人，不应继承父亲的遗产。

对于继母提交的两份自书遗嘱，其内容主要指向房屋分配，因双方均不要求在本案中处理房屋继承问题，法院不作认定；对于视频遗嘱，不符合法律规定的录音、口头遗嘱应具备见证人的形式构成要件，其效力不予认定。故本案按法定继承原则处理。

关于存款与保险：父亲去世时继母名下存款属于二人的夫妻共同财产，其中一半属于父亲的遗产，应在法定继承人之间分割，具体数额由法院依法核算；对原告主张继母转移隐匿财产应予少分遗产的意见，因尚无充分证据证明，法院不予采信，遗产依法平均分割。父亲工资收入不能直接作为遗产分割；继母名下保险系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投保，父亲去世时存在一定现金价值，故对该保险现金价值在法定继承人之间予以分割。

关于丧葬费、抚恤金等：上述款项虽不属于遗产，但有权利获得该款项的当事人在继承纠纷案件中提出分割请求，可一并处理。继母提交的抚恤金分配协议中约定由继承人以外的人员分得抚恤金，且未获小女儿确认，损害了其合法权益，法院对该协议的效力不予确认；继母之子并非父亲的法定继承人，其要求分得抚恤金的请求不予支持；继母要求区分四名子女之间的分割份额，依据不足。对于生活抚恤金，即父亲生前六个月工资，依相关规定应归遗孀继母所有。基本住房补贴、住房公积金部分，现有证据尚不能确认存在可作为遗产分割的金额。

三、裁判结果

法院判决：一、继母名下存款归继母所有，继母给付大女儿、二女儿、小女儿、小儿子人民币各79542元、美元各5945元；二、丧葬费120087元归继母所有，继母给付四名子女各24017元；三、生活抚恤金90816元归继母所有；四、特别抚恤金1万元，由继母与四名子女各享有2000元；五、一次性抚恤金由继母与四名子女各享有五分之一份额；六、继母名下金富人生两全保险（分红型）归继母所有，该保险于2018年11月父亲去世时的现金价值由四名子女各享有十分之一份额、由继母享有五分之三份额，继母向四名子女支付补偿款；七、驳回继母与四名子女的其他诉讼请求；八、驳回继母之子的诉讼请求。

四、案件分析

（一）证据运用与法律关系认定

本案涉及“遗产”与“非遗产”两类财产的分割：存款、保险现金价值属遗产，按法定继承处理；丧葬费、抚恤金等不属于遗产，但可在继承纠纷中一并分割。二者适用依据不同，份额亦可能不同。

就遗嘱而言，录像遗嘱因缺少见证人这一法定形式要件而归无效，父亲的遗产因此进入法定继承；两处房屋因双方均不要求处理而未被认定。就遗产范围，法院通过银行流水、工资单等核算出父亲去世时点上的存款余额，再取一半作为遗产，体现了“以死亡时点确定遗产”的原则。就保险，法院注意到死亡时点现金价值的存在，判决保险归继母所有、由其向其他继承人支付补偿款，兼顾了财产形态与继承利益。对于继母之子，因其系继母与前夫所生且再婚时已成年，与父亲未形成抚养关系，故不属于法定继承人，其分得抚恤金的请求亦被驳回，划清了继承人资格与抚恤金受领条件两条边界。

（二）应对被告抗辩策略

对被告的抗辩需区分对象。其一，针对遗嘱，应审查形式要件，录像遗嘱缺少见证人即不能成立，自书遗嘱涉及房屋的部分因双方不要求处理而无须纠缠。其二，针对“应多分”的主张，应紧扣“对被继承人尽了主要扶养义务”的举证要求，继母要求区分四名子女间份额缺乏依据。其三，针对抚恤金分配协议，应审查协议是否损害其他权利人的合法权益、是否经全体相关方确认；本案中协议为继承人以外人员设定份额，且未获小女儿确认，故不能作为分割依据。其四，针对“转移隐匿财产”的指控，需由主张方举证，仅有账户变动而无证据链，不足以支持少分。

五、办案心得

（一）厘清“遗产”与“非遗产”的分割边界

继承纠纷中，存款、保险现金价值等属遗产，丧葬费、抚恤金、住房补贴等则不属于遗产。两者的处理方式和份额依据不同，需分类梳理，避免混淆。

（二）重视遗嘱形式要件的刚性

录像遗嘱虽能直观反映遗嘱人的意愿，但若缺少法定见证人，形式要件即不成立。订立遗嘱时，宁可在程序上多下功夫，也不要留下形式瑕疵。

（三）把握“死亡时点”确定遗产

存款、保险等财产的数额随时间变动，计算遗产应以被继承人死亡时点的余额为准。本案中，法院即以父亲去世时点的存款余额与保险现金价值为基准进行核算。

（为保护当事人隐私和避免不必要纠纷，以下案例中当事人姓名均为化名，若有雷同请联系我们予以撤销。）

一、案件背景

本案是一起遗嘱继承纠纷。被继承人父亲与母亲系夫妻，二人育有三子，分别是大儿子、二儿子、小儿子。父亲于2019年12月因病去世，母亲于2023年1月因病去世。争议房屋位于北京市大兴区××小区，建筑面积88.40平方米，登记在父亲名下。

父亲生前因大儿子常年不与父母来往，于2015年立下自书遗嘱，将涉案房屋留给母亲单独所有；母亲又于2020年立下律师见证代书遗嘱，将房屋留给二儿子、小儿子各继承二分之一。父母去世后，二儿子、小儿子要求大儿子配合办理产权变更手续遭拒，遂诉至法院。

二、案件经过

（一）原告主张

二儿子、小儿子诉称：2015年12月，因大儿子常年不与父母来往、不履行赡养义务，父亲立下遗嘱，将涉案房屋留给母亲单独所有；2020年5月，母亲立下律师见证代书遗嘱，将涉案房屋留给二儿子、小儿子各二分之一。母亲去世后，二原告多次联系大儿子要求配合办理产权变更手续，但大儿子拒绝配合，故请求判令涉案房屋由二原告继承、各占二分之一份额，并要求继承母亲名下个人存款151092.73元。

（二）被告抗辩

大儿子辩称：不同意二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并要求一并分割父亲的银行存款、一次性抚恤金、丧葬费及河北老房。第一，从未见过二原告提供的两份遗嘱，对其真实性、有效性均不认可。父亲的遗嘱字迹无法辨认，无法证明系其亲笔书写，内容亦与事实不符，其一直在履行赡养义务，包括照顾母亲、支付医药费、定期探望两位老人等；母亲自2019年10月因急性脑血管病住院后即无法清楚表达意思、无法写字，不具有订立遗嘱的民事行为能力和表达能力，该份遗嘱并非其真实意思表示，且有修改痕迹。第二，二原告有遗弃母亲的行为，应丧失继承权。第三，母亲名下的银行存款应按法定继承分割，遗嘱中并未涉及存款。第四，父亲名下尚有银行存款、抚恤金、丧葬费及遗属补助未分割，请求一并处理；河北老房亦应按法定继承一并分割，且遗嘱中涉及案外人利益，该案外人未在法定期限内作出接受遗赠的意思表示，应视为放弃。

（三）法院查明

法院经审理查明：父亲与母亲系夫妻，二人育有三子，即大儿子、二儿子、小儿子。父亲于2019年12月28日因病死亡，母亲于2023年1月28日因病死亡。

涉案房屋登记在父亲名下，建筑面积88.40平方米。二原告主张父亲于2015年12月6日订立遗嘱，并提交该遗嘱予以证明。该遗嘱为手写，内容表达了对大儿子的强烈不满，载明涉案房屋在父亲去世后由母亲全部所有、如何安排由母亲做主，落款处除签名外还加盖人名章并捺手印。大儿子不认可该遗嘱的真实性与有效性，但表示无法提供比对样本，不申请鉴定。

二原告主张母亲于2020年5月1日出具律师见证代书遗嘱，并提交遗嘱及订立遗嘱时的视频光盘予以证明。该遗嘱载明房屋由二儿子、小儿子继承、平均分配一人一半，另有老房由小儿子之子继承；落款处有母亲签字及捺手印，并有见证人、代书人签字，注明日期与地点。视频光盘反映订立遗嘱时母亲口述、代书人代书、见证人见证、立遗嘱人签字捺手印等情形，另显示母亲在签字捺手印时表达了对大儿子的不满及不愿将遗嘱中财产给予大儿子的意见。大儿子不认可该遗嘱，主张母亲口述内容与代书内容不一致、有修改痕迹、母亲神情呆滞不具有行为能力。

另查明，母亲去世后其名下银行账户内有存款151092.73元，其中2023年5月母亲去世后社保部门打入账户77022元。河北老房现无任何产权或确权证明文件，经了解村委会将该房屋登记记载在父亲名下。

（四）法院认为

法院认为，二原告提交的父亲于2015年12月6日订立的自书遗嘱符合法律规定的形式，大儿子虽不认可其真实性，但未能提交充分证据予以反驳，且表示不申请鉴定，法院对该遗嘱予以采信。根据该遗嘱，父亲去世后涉案房屋归其配偶母亲继承所有。

二原告提交的母亲于2020年5月1日订立的代书遗嘱符合法律规定的形式要件。大儿子主张母亲不具有订立遗嘱的民事行为能力、遗嘱内容非其真实意思表示，但未提交证据证明；订立遗嘱时的视频录像并未显示母亲在立遗嘱时表达及认知存在障碍，且母亲在签字捺手印时表达的对大儿子的不满与遗嘱内容能够相互印证，能够反映遗嘱内容为其真实意思表示。大儿子主张母亲口述与代书内容不一致，因双方均认可并无口述中的另一套房屋，应属口误，且母亲已在代书形成的遗嘱上签字捺手印予以确认，两份表述并无实质不同；对遗嘱的解释应当力求符合立遗嘱人的真实意愿，上述问题不足以造成遗产范围歧义无法确定，亦不足以据此否认遗嘱效力。故对二原告依据遗嘱请求判令涉案房屋由二人各继承二分之一份额，法院予以支持。

三、裁判结果

法院判决：位于北京市大兴区××小区的涉案房屋由二儿子、小儿子继承，二人各自享有该房屋50%的份额；驳回二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驳回大儿子的其他请求。案件受理费24009元，由二原告负担。

就母亲名下存款151092.73元一项，因该部分存款并非遗嘱所涉财产范围，且其中包含母亲去世后社保部门转入的款项，该款项并非遗产，本案以遗嘱继承纠纷为由主张分割缺乏依据；就河北老房，因其现无产权或确权证明文件，且遗嘱中该项财产还涉及案外人利益，不宜在本案中直接处理；就父亲去世后的抚恤金、丧葬费，因其不属于母亲遗产，本案亦不予处理。相关争议均可另行解决。

四、案件分析

（一）证据运用与法律关系认定

本案的核心是两份遗嘱的效力与遗产范围的界定。父亲的自书遗嘱虽然文字冗长、情绪色彩浓重，但形式要件齐备，且被告明确表示不申请笔迹鉴定，亦未提交反驳证据，故被采信；房屋经该遗嘱处分后归母亲所有，再由母亲通过代书遗嘱处分给两名原告，形成“两步走”的继承链条。

母亲的代书遗嘱有代书人、见证人签字，有订立过程的视频，还有立遗嘱人在录像中表达的、与遗嘱内容相互印证的意见，形式证据与实质证据均较扎实。被告提出的“口误”“修改痕迹”等瑕疵，因不影响遗嘱人真实意愿的认定，未被采纳。至于存款、老房、抚恤金等，法院则严格区分了遗产与非遗产、本案可处理与不宜在本案处理的界限。

（二）应对被告抗辩策略

对被告“两份遗嘱均不真实”的抗辩，应分层回应。其一，针对父亲遗嘱，重点在于被告未申请鉴定、未提供比对样本，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应由其承担；遗嘱中的人名章、手印也有助于形式的完整性。其二，针对母亲遗嘱，应突出视频资料的作用——录像既固定了订立过程，也记录了立遗嘱人的真实态度，能够与书面遗嘱相互印证，被告关于“无行为能力”“非真实意思表示”的主张因而缺乏证据支撑。其三，对被告一并分割其他财产的请求，应紧扣遗产范围与本案案由，主张非遗产款项、权属不明的财产及涉及案外人利益的财产不宜在本案中处理。

五、办案心得

（一）自书遗嘱要经得起要式性与真伪双重审查

自书遗嘱既要形式完备，也要能应对真伪质疑。本案中，被告因无法提供比对样本而放弃鉴定，直接导致其真实性异议落空；这提示立遗嘱与举证两端都应重视能够固定笔迹、日期的证据。

（二）善用视频资料固定立遗嘱过程

代书遗嘱的效力争议常集中于遗嘱人的行为能力与真实意愿。订立遗嘱时的全程录像，能够直观反映遗嘱人的表达、认知与态度，是回应此类质疑的有力证据。

（三）精确区分遗产与非遗产、本案与另案

继承纠纷中，被继承人死亡后到账的社保款项、抚恤金、丧葬费，以及权属不明或涉及案外人利益的财产，均不宜简单并入本案处理。划定处理边界，既有利于集中解决核心争议，也为当事人保留了另行主张的空间。

（为保护当事人隐私和避免不必要纠纷，以下案例中当事人姓名均为化名，若有雷同请联系我们予以撤销。）

一、案件背景

本案是一起法定继承与遗嘱继承相互交织的继承纠纷。被继承人父亲与继母于1971年登记结婚，继母与父亲的三个子女大儿子、小儿子、大女儿形成继母子关系。继母于2022年9月去世，父亲于2024年5月去世。

争议房屋位于北京市通州区××小区，登记在继母名下，现由大女儿一方居住使用。该房屋的来源可追溯至1988年：继母与案外人以继承纠纷为由诉至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经调解分得祖遗房屋中的东房两间。2001年，该房屋遇危旧房改造，继母与拆迁单位签订货币补偿协议，取得补偿款244340元；同年，继母又与某房地产开发公司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购买涉案房屋，房款230983元。这套以拆迁款购置、登记在继母一人名下的房屋，究竟属于继母个人财产还是其与父亲的夫妻共同财产，加上先后出现的数份遗嘱，使各方争执不下，遂成本案。

二、案件经过

（一）原告主张

小儿子诉称：涉案房屋系父母生前合法取得的共同财产。2023年，父亲为避免子女因房产问题产生纠纷、伤害感情，曾以继承纠纷为由起诉大女儿，审理过程中父亲去世。因双方对继承存在争议，小儿子只好另行起诉，请求依法对涉案房屋继承分割，按产权比例分配房屋出售款项，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二）被告抗辩

大儿子与大女儿共同辩称：第一，涉案房屋系被继承人继母的个人财产。继母自1988年继承所得东房两间属其个人财产，拆迁后取得补偿款244340元，又以该款购买涉案房屋，购房款230983元，从时间与金额看，拆迁款足以购置该房屋，故继母对该房屋享有完全的处分权。第二，小儿子提交的2015年遗嘱已丧失效力。继母先后于2019年、2022年立有多份内容大致相同的遗嘱，系经过深思熟虑后多次更改、补充形成，意思表示真实且自愿，依法律规定，数份遗嘱内容相抵触的以最后的遗嘱为准。涉案房屋应由两名被告继承，与小儿子无关。两名被告亦明确不同意出售房屋分配房款。

（三）法院查明

法院经审理查明：1988年，继母与案外人就祖遗房屋析产诉至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经调解，东房两间归继母所有。2001年10月，继母与拆迁单位签订危旧房改造货币补偿协议，取得补偿款244340元；同年11月，继母与某房地产开发公司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购买涉案房屋，后经补充协议确认总房价款为230983元、付款方式为一次性，房屋所有权登记在继母名下。

关于遗嘱，小儿子提交了一份落款为2015年11月的《遗嘱》，载明涉案房屋由大儿子、小儿子、大女儿共同继承，现金、存款、股票分为四份等，落款处有继母与父亲的签名。大儿子、大女儿则提交了分别落款于2019年3月、2022年8月的两份《遗嘱》以及遗嘱补充材料、遗嘱草稿、视频资料等，两份遗嘱均载明继母名下涉案房屋及存款中属于其个人的份额由长子、长女各半继承，落款处有继母签名并捺手印。此外，父亲曾于2023年以大女儿为被告起诉要求析产、分割继承，审理中父亲因病去世，法院裁定终结诉讼。

（四）法院认为

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有二：一是涉案房屋是否属于父亲与继母的夫妻共同财产；二是涉案遗嘱的效力认定。

关于焦点一，继母在婚后以自己的名义购买了涉案房屋，房屋登记于其名下，在无相反约定的情形下应认定为夫妻共同财产。两名被告虽主张该房屋系继母以拆迁款购买、属于其个人财产，但结合当事人陈述及所提交的购房凭证、房产证等，尚不足以证实；且继母在2015年遗嘱中亦写明“以上财产为我们共同所有”，该遗嘱主文字迹与继母书写的其他材料字迹并无明显区别，落款处亦有父亲签字。故涉案房屋应认定为夫妻共同财产，双方各占50%份额。

关于焦点二，法律及司法解释对遗嘱形式要件有明确规定，不符合形式要件的遗嘱无效。遗嘱是遗嘱人单方作出、在其死亡后才发生效力的民事法律行为，为充分保证遗嘱的真实性、确保遗嘱体现遗嘱人处分自己遗产的真实意思，审判实践中应当对遗嘱的形式要件从严把握。落款为2015年11月的《遗嘱》缺乏必要形式要件，双方均未提交其他证据佐证书写日期，应为无效遗嘱；落款为2019年3月、2022年8月的两份自书遗嘱，结合其内容与录像，符合法律规定的自书遗嘱形式要件，应认定有效。小儿子虽不认可该两份遗嘱的真实性，但未提交证据证明遗嘱并非继母书写，亦未就继母书写遗嘱时非真实意思表示及具备相应行为能力提交反证，法院对其主张不予采信。

三、裁判结果

法院判决：被继承人继母名下位于北京市通州区××小区的涉案房屋，由原告小儿子继承享有六分之一份额，由被告大儿子、被告大女儿各继承享有十二分之五份额；驳回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8800元，由原告负担6467元，由两名被告各负担16166.5元。

关于按比例分配房屋出售款的诉讼请求，因涉案房屋尚未出售，两名被告亦明确表示不同意出售房屋分配房款，法院未予支持；房屋实际处置时相关权利可另行主张。

四、案件分析

（一）证据运用与法律关系认定

本案的关键在于两步认定。第一步是房屋权属。登记在继母名下、购于婚后的房屋，原则上推定为夫妻共同财产，主张属个人财产的一方负有举证责任。两名被告虽提供了拆迁协议、购房合同等凭证试图还原“拆迁款—购房款”的资金链条，但未能达到证明标准；反而是2015年遗嘱中“以上财产为我们共同所有”的表述与父亲签字，成为认定共同财产的补强证据。第二步是遗嘱效力。2015年遗嘱因签署日期等要式性要求缺失被认定无效，父亲的遗产份额因此回归法定继承；而继母所立两份自书遗嘱形式完备、内容一致且有录像印证，被认定为有效，其份额依遗嘱处分。

两种认定叠加，直接影响份额计算：继母的50%份额依遗嘱由大儿子、大女儿各半继承，各得25%；父亲的50%份额依法定继承由三名子女均分，各得六分之一。小儿子因该份遗嘱无效而回归法定继承，两名被告则因有效遗嘱而多分。

（二）应对被告抗辩策略

面对两名被告“房屋属继母个人财产、数份遗嘱以最后为准”的抗辩，需从两个层面拆解。其一，针对财产性质的抗辩，应紧扣不动产登记与婚后取得的推定规则，指出被拆迁房屋经1988年调解确权后至2001年才拆迁、购房，时间跨度长，仅凭资金数额相近不足以证明“专款专用”；夫妻共同财产的形成核心在于婚后取得且无相反约定。其二，针对遗嘱效力的抗辩，应厘清“数份遗嘱以最后为准”的适用前提——该规则以各份遗嘱均有效为前提。本案中2015年遗嘱因形式要件缺失而无效，并不进入效力先后比较的序列，“以最后遗嘱为准”在本案中缺乏适用基础。

五、办案心得

（一）抓住不动产权属的推定规则

本案的胜负手在于房屋性质的认定。婚后以一方名义购置并登记的房产，一旦被主张为个人财产，主张者须承担严格的举证责任，仅凭资金来源的“可能性”难以推翻登记推定。

（二）以要式性审查把控遗嘱效力

自书遗嘱的形式要件是效力审查的第一道关。落款日期不完整、签名捺印不规范等细节，往往直接决定遗嘱存废，也决定遗产是走遗嘱继承还是法定继承，进而影响份额分配。

（三）厘清多重继承关系的适用顺序

本案同时涉及夫妻共同财产析产、遗嘱继承与法定继承三种法律关系，需先析产、再定遗嘱效力、后算份额，逐层推进方能避免份额计算错误。

（为保护当事人隐私和避免不必要纠纷，以下案例中当事人姓名均为化名，若有雷同请联系我们予以撤销。）

一、案件背景

1996年，孙先生与案外人协商，购买北京市门头沟区某处院落内的西房三间。因孙先生系农业户籍，无法办理过户，其遂与姐夫商议，借姐夫名义购买该房屋，将买房人变更为姐夫并办理了产权变更手续。此后孙先生一家长期居住于该院落，其妻、女的户籍亦迁入该地址。

2012年，该院落被征收。孙先生与其妻办理了全部征收手续，分别以姐夫、姐夫之子、姐夫之女的名义签订了三份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及补充协议，共取得安置房屋四套及征收补偿款，其中一套安置房已出售给孙先生之妹及其丈夫。上述补偿款均由孙先生领取，四套安置房亦由其管理、使用，超出应安置面积的房款由其补交。2021年5月，姐夫一方主张安置房屋中有属于其的安置面积及利益，双方产生矛盾，孙先生、其妻、其女遂诉至北京市门头沟区人民法院，请求确认四套安置房屋的权利归其享有。

二、案件经过

（一）原告主张

孙先生等三人请求确认四套安置房屋的权利由其享有。其理由是：涉案院落三间西房系1996年由其出资购买，因农业户籍无法过户而借姐夫名义办理，买房人由本人变更为姐夫；购房后全家一直居住于此；2012年征收时由其夫妻办理全部手续，以姐夫、姐夫之子、姐夫之女名义分别签订征收补偿安置协议及补充协议，取得安置房屋四套及补偿款，补偿款均由其领取，安置房由其管理使用，超出面积的房款亦由其交纳；2021年5月，姐夫一方主张安置面积及利益，双方因此产生争议。

（二）被告抗辩

姐夫、姐姐及其子女辩称：本案案由应为共有纠纷，四被告是涉案安置房屋的所有权人；1996年系孙先生与姐夫合伙从原房主处购房，二人共同出资，购房款实为6万元，姐夫出资2.6万元、孙先生出资3.4万元；孙先生系农民，享受农村宅基地房屋，没有资格购买商品房；同意按出资比例由双方享有征收利益。

孙先生之妹与妹夫述称：二人系夫妻，从孙先生处购买了其中一套安置房屋，现由二人居住；本案中暂不主张权利，等待审理结果另案主张。

（三）法院查明

法院查明：孙先生与其妻系夫妻，孙先生之女系二人之女；姐夫与姐姐系夫妻，姐夫之子、姐夫之女系二人子女；孙先生之妹与妹夫系夫妻；姐姐与孙先生、孙先生之妹系兄弟姐妹关系。原房主在该院落内建有西房三间。

1996年8月10日，姐夫与原房主签订房屋买卖协议，约定将院落内西房三间卖给姐夫，房款2.5万元。该协议中合同条款及落款处买房人原记载为孙先生，后合同条款中孙先生姓名被划去，落款处变更为姐夫的人名章。1996年8月19日，双方另签订房产卖契，约定卖价2.5万元。上述协议、卖契及卖房时形成的契税收据、手续费收据、登记费收据、印花税收据原件，均由孙先生持有。

孙先生、其妻、其女自1996年至2012年征收期间居住于该院落，其妻、其女户籍亦于2005年迁入。该院落内另有北房二间已由原房主出售给他人。

2012年6月至2014年6月，姐夫、姐夫之子、姐夫之女分别与房屋征收事务中心签订征收补偿安置协议及补充协议并签署缴费确认单，约定三人名下各有住宅平房，应安置面积按被征收房屋面积乘以1.33再加20平方米计算，分别安置取得三套二居室及一套一居室，扣减应缴房款后分别取得征收补偿款66059元、76627元、110297元。征收档案中的大部分文件由孙先生或其妻签字，超出面积的房款由孙先生的银行卡交纳。上述补偿款已由孙先生领取，除一套二居室由孙先生之妹、妹夫居住外，其余三套安置房由孙先生一家控制，均尚未取得不动产权证书。

征收档案中另有一份分家协议，载明姐夫现居该院落，因子女已长大成家，经全家商议将房屋分归子女所有，落款日期为2010年7月，协议中相关人员的姓名均由孙先生之妻书写并按手印。

关于1996年购房主体，孙先生主张购房人系其一人；姐夫一方主张系二人合伙购买。经逐项质证，法院认为：以孙先生为买房人的卖房协议书，因其中字迹、指纹的鉴定申请未获鉴定机构受理，其真实性不予确认；售房协议书与交接协议因姐姐认可其签名，真实性予以确认；银行交易明细具有客观性，真实性予以确认；原房主的证言与1996年8月10日房屋买卖协议记载的买受人变更情况能够相互印证，真实性予以确认；姐夫一方提交的证人证言无其他证据佐证，真实性不予确认。

据此，法院结合1996年8月10日房屋买卖协议中买受人处原记载为孙先生、后被涂改为姐夫，姐夫签订协议后该院落一直由孙先生一家居住，相应购房合同与收据原件一直由孙先生持有，孙先生一方将其中一套安置房出售给其妹一家时姐姐亦作为见证人签字，以及征收手续由姐夫一家配合孙先生一家办理等事实，认定1996年购买该院落房屋的主体为孙先生一人，孙先生系借用姐夫名义购买；征收档案中的自建房亦系孙先生建设。

（四）法院认为

法院认为，根据查明的事实，该院落内西房系由孙先生借用姐夫名义购买，双方存在借名买房关系。孙先生等原告应按双方借名关系主张交付、过户等权利；现各安置房已由孙先生等原告占有，且上述安置房尚未办理不动产权证书，各原告径行要求确认征收取得的安置房相关权利归其享有，没有法律依据，不予支持。

三、裁判结果

法院判决：驳回孙先生、其妻、其女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7226元，由三人负担。

四、案件分析

（一）证据运用与法律关系认定

本案中，法院对借名买房关系的认定并未依赖单一证据。以孙先生为买房人的卖房协议书，因鉴定机构对指纹与字迹均不予受理而未被确认真实性；但1996年8月10日房屋买卖协议中买受人由孙先生涂改为姐夫的过程、购房合同与各项收据原件长期由孙先生持有、房屋自购买后一直由孙先生一家居住使用、孙先生一方转售安置房时姐姐作为见证人签字、征收手续由孙先生一方主办等事实相互衔接，并与原房主的证言相互印证，共同指向孙先生为实际购房人的结论。可见，在书证存在瑕疵或无法鉴定的情况下，实际占有使用、原始凭证的持有以及交易过程的参与程度，往往成为事实认定的重要依据。

不过，借名买房关系成立与安置房权属确认是两个不同层面的问题。法院明确，借名人对出名人的权利基础是合同请求权，其应当主张交付、过户等给付内容；在安置房屋尚未办理不动产权证书、且已由借名人实际占有的情况下，直接请求确认物权归属缺乏法律依据。

（二）应对被告抗辩策略

对合伙出资抗辩，应围绕出资凭证展开质证，指出其主张缺乏交易凭证支持，所提交的证人证言亦无其他证据佐证，不足以推翻原告一方持有的原始购房材料与实际居住事实。对无购房资格抗辩，则恰恰可以说明借名买房的合理性，正是因为孙先生系农业户籍、无法办理过户，才需要借姐夫名义购房，该抗辩本身与借名事实相互印证。对分家协议抗辩，可以指出该协议形成过程存疑，相关姓名均系原告一方书写并按手印，且形成于征收之前，不足以证明姐夫一方对房屋享有实际权利。在诉讼请求的设计上，则应结合房屋权属登记的实际状态，选择请求交付、过户或确认相关权益的适当路径，避免因请求权基础不当而承担不利后果。

五、办案心得

第一，借名买房纠纷中，权属确认并非唯一出路。借名买房成立后，借名人享有的是请求出名人配合办理交付、过户的权利，直接提起确认之诉可能因物权尚不具备登记条件而不被支持，故诉前应结合房屋登记状态选择适当的请求权路径。

第二，原始凭证的持有与房屋的实际占有使用，具有重要的证明价值。本案中购房合同、契税收据等原件长期由实际出资一方保管，房屋亦由其连续占有使用，这些事实在书证真实性存在争议时发挥了关键的补强作用。

第三，鉴定申请未获受理不等于事实无法认定。当事人申请鉴定而被鉴定机构以检材条件不足为由不予受理时，法院仍可综合全案证据认定事实，故不应把胜诉希望完全寄托于鉴定结论，而应同步组织其他证据加以印证。

（为保护当事人隐私和避免不必要纠纷，以下案例中当事人姓名均为化名，若有雷同请联系我们予以撤销。）

一、案件背景

涉案房屋位于北京市密云区某项目，规划用途为商业办公类。2015年12月，北京某置业公司向吴女士出具选房确认单，载明买受人为吴女士，建筑面积56.51平方米，成交总价892257元，并约定吴女士向该公司支付房款92257元。2016年4月，孙先生经他人介绍，与杨女士签订交款协议，购买原买受人吴女士名下的该套房屋，约定总房款1342257元，其中包含房款及增值和更名费用。孙先生先后向马先生支付542257元。

2017年3月26日，北京市五部门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商业办公类项目管理的公告，规定在建（含在售）商办类项目的销售对象应当是合法登记的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依该政策，孙先生与吴女士均丧失购买主体资格，交易无法继续，孙先生向各被告追索已付款项未果，遂诉至北京市密云区人民法院。

二、案件经过

（一）原告主张

孙先生请求判令五被告返还购房款542257元并支付利息（自2016年4月20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诉讼费、保全费由五被告负担。其理由是：2016年4月，马先生销售该项目公寓，让其与杨女士签订交款协议，购买原买受人吴女士名下的房屋，其支付给马先生542257元，其中房款92257元、增值和更名费用45万元；因限购政策出台，北京某置业公司在项目解决方案中表明协助追偿以中介名义收取的费用，且该公司违规售房存在过错。

（二）被告抗辩

北京某置业公司辩称：其与孙先生无合同关系，主体不适格；其与吴女士之间系商品房预约合同关系，房屋尚未过户至吴女士名下，如吴女士另行出售属无权处分；其未收取任何费用，亦未出具更名材料，无返还义务。

某房产经纪公司辩称：合同具有相对性，孙先生将款项支付给马先生，马先生将相应款项397257元打入该公司，即便退款也应由收款人退还；吴女士系该公司员工，当初以其名义向北京某置业公司支付首付款并预定涉案房屋，与吴女士个人无关。

吴女士辩称：其与孙先生没有买卖合同关系，款项支付给马先生并未支付给其；涉案房屋系某房产经纪公司以其名义预定，与其个人无关，不同意承担责任。

马先生辩称：其曾是某中介公司员工，孙先生交付定金5万元并于2016年4月20日向其中转492257元，当日其分次转给某房产经纪公司297257元，并向他人转账10万元，其余以现金形式交付公司管理人员；涉案房屋系公司安排出售，属职务行为，不应由其返还。

杨女士经法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应诉，但在谈话中称：其与马先生同在某公司任职，孙先生原系其客户，交款协议由其与孙先生签订，其未收取孙先生的款项。

（三）法院查明

法院查明：2015年12月13日，北京某置业公司为吴女士出具选房确认单，载明建筑面积56.51平方米、原总房价1048581元、成交总价892257元，并约定吴女士支付房款92257元；当日该公司向吴女士出具收款6万元的收据，次日出具收款32257元的收据。

孙先生提交的证据包括：马先生出具的收据，载明收到该房屋房款542257元，其中包含10%房款92257元及45万元增值和更名费用；马先生代吴女士与孙先生签订的协议，载明原房主吴女士购买的房屋现流转给孙先生，成交总价1342257元，中间差价属于增值和更名费用；杨女士与孙先生签订的交款协议；转账凭条及银行交易回单；北京某置业公司项目解决方案复印件及政府网站信息图片，用以证明该公司未取得预售许可即出售房屋存在过错。

马先生提交银行卡流水，用以证明其系某中介公司员工及款项去向。吴女士提交某房产经纪公司出具的证明，内容为案涉房屋系该公司以员工吴女士名义购买，后该公司将房屋出售给马先生、马先生将购房款汇至该公司账户，系公司行为，不属员工个人行为。

另查，吴女士与某房产经纪公司另一股东郑先生系夫妻关系。案件审理中，经孙先生申请并提供担保，法院查控吴女士名下的银行账号，共计冻结存款162289.65元，孙先生垫付保全费3231元。

（四）法院认为

法院认为，北京某置业公司为吴女士出具选房确认单及收取房款的收据，且该公司认可其与吴女士之间形成合同关系，故涉案房屋系吴女士向该公司定购。孙先生通过马先生、杨女士等获取了该公司为吴女士出具的选房确认单及收款收据原件，有充分理由相信其系代表吴女士转卖涉案房屋，且吴女士未举证证明在其购买之前马先生、杨女士等曾从吴女士处购买涉案房屋，故应认定构成表见代理，转让行为对吴女士发生法律效力，吴女士与孙先生之间形成房屋买卖合同关系，应由吴女士承担民事责任。某房产经纪公司虽出具证明并陈述房屋系其以吴女士名义购买，但其与吴女士之间的内部借名买房行为不能对外对抗他人，不影响孙先生向吴女士主张权利；该公司陈述其将房屋出售给马先生、马先生再出售给孙先生，与查明事实不符，不予采信。

因购房政策影响，吴女士丧失购买涉案房屋的资格，其与孙先生之间的合同关系应予解除。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并赔偿损失。根据孙先生提交的证据，能够认定其为购买涉案房屋支付购房款542257元，故其要求吴女士返还该款并支付利息的请求予以支持，利息自2016年4月20日起以542257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孙先生要求马先生、杨女士承担责任缺乏法律依据，不予支持；其未提供证据证明与北京某置业公司、某房产经纪公司之间存在房屋买卖合同关系，故要求该两家公司返还购房款及利息的请求依据不足，亦不予支持。

三、裁判结果

法院判决：一、吴女士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返还孙先生购房款542257元并支付利息（以542257元为基数，自2016年4月20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二、驳回孙先生的其他诉讼请求。保全费3231元由吴女士负担；案件受理费9223元由吴女士负担。

四、案件分析

（一）证据运用与法律关系认定

本案确定合同相对方的关键在于代理权外观的认定。孙先生持有开发商出具给吴女士的选房确认单与收款收据原件，又持有以吴女士名义签署的流转协议，这些材料形成了足以令人相信经手人有权代表吴女士处分房屋的权利外观，从而构成表见代理，代理后果由吴女士承担。

与此同时，某房产经纪公司主张的以员工名义购房即借名买房关系，被法院认定为内部关系。内部借名安排不具有对外效力，不能对抗相对人，这划定了借名买房在交易链条中的效力边界。

在合同效力与后果上，法院区分了合同解除与损失救济两个环节：因政策变化导致买方丧失购房资格、合同目的无法实现而解除；解除后对已履行部分按恢复原状处理，由收款方返还价款并支付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

（二）应对被告抗辩策略

面对多方相互推诿的格局，诉讼策略的核心是锁定真正的合同相对方。对北京某置业公司的主体不适格抗辩，可指出其出具的选房确认单与收据正是代理权外观的来源，其责任的排除并不当然免除相对方的付款返还义务。对某房产经纪公司的合同相对性抗辩，应区分内部借名关系与对外交易关系，主张内部安排不得对抗外部相对人。对马先生、杨女士的职务行为抗辩，应说明表见代理的后果由被代理人承担。对于限购政策，应明确其属于合同解除的事由而非拒绝履行的抗辩，主张按恢复原状规则处理。

五、办案心得

第一，交易链条越长，越要重视权利外观证据的收集。原始购房凭证、收款收据原件、载有原权利人名义的转让协议，是认定代理权外观的关键材料，能够把分散的经手人行为归集到同一被代理人名下。

第二，公司以员工名义持有房产属于内部安排，不能对抗交易相对人。该类安排通常只在公司与员工之间产生效力，不影响外部买受人向名义权利人主张权利。

第三，政策变动引发的合同解除，应重点主张恢复原状而非违约责任。限购政策属于客观情况变化，及时主张返还已付款项并计算资金占用利息，往往比主张违约赔偿更易获得支持。